对史上7大“著名”贪官的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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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史上7大“著名”贪官的反思

发布时间:2015-07-21    浏览次数:

科举制度建立后,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、笼络读书人,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时下为人所诟病的买官卖官现象,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卖官鬻爵”,它历来为人们所不耻。

  卖官鬻爵:秦汉开启恶劣先例

  说到卖官鬻爵,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国家行为。自秦汉以来,在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,或由于战争而军费告绌,或因为灾荒而财政拮据,历代政府都曾公开进行标价卖官,以换取足够的财政收入。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,形成了一种制度,时称“捐纳”,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尽管是政府行为,尽管许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时间后即告停止,但这种做法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,认为有损政府形象,且使一些有资财而无才能之辈充斥官场。

  东汉灵帝时,宦官张让、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,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。唐代的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;宋代的刘逵、余深、薛昂等人贿赂蔡京而得到超拔。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,凡是想当官者,一律“攫金进见”;清初,买官卖官之风十分猖獗,时人称:“督学之门,形同商贾。”雍正时,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.6万两、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珽,得以擢升为四川按察使。

  在这众多的肮脏交易中,明代的严嵩可谓典型,他既以买官得以升迁,又以卖官聚敛钱财。史载,严嵩曾以“千辆资财,用以遗贵近”,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。其卖官,“官无大小,皆有定价”,如文官州判300两,吏部官售价最高,郎中、主事开价3000两,后又猛增至1.3万两。严嵩败落后,抄其家所得净金、金器重3.4万余两,净银、银器重203.9670万两,其他珍宝、字画、房地产不计其数。

  封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而卖官鬻爵,或许出于无奈,但它毕竟开启了标价卖官的恶劣先例,成为吏治腐败之源。其示范作用影响深远,那就是上行下效。正如《明史·李俊传》所言:“此以财贸官,彼以官鬻财。”

  古代卖官鬻爵猖獗的背后

  首先,卖官鬻爵有一定的社会基础。做官是众多人的毕生追求。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,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、笼络读书人,因此,追求功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,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。正如韩愈所言:“凡今之人,急名于官。”只有当了官,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视,才能衣锦还乡,光宗耀祖。一些人在历经十年寒窗而又屡试不第的情况下,便会想方设法以其他途径入仕当官,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、买官,通过拉关系,走后门,进而贿赂当权者,以资财换取官位。在这种交易中,“贵者托以势,富者托以财,亲故托以情”,一旦门路打开,当官之路即成坦途。

  其次,官僚体制给卖官者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和可能。历代对官员的选拔、考核、升迁都有明确的规定,由于官僚体制的问题,往往选官标准不一,选拔缺乏透明度,决策取决于长官意志,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,监察机制又不能真正起作用,而某些权臣只要取悦于皇帝,便可恣意妄行,一手遮天。这样,自然造成有令不行,有禁不止,使选官条例成为一纸空文,给权、钱交易提供了可能。明清时,吏部官靠卖官发财,礼部官靠科举获利,已成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。故时人总结这一现象,称为“因官致富”,可谓一语道破某些人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的本质。

  再次,看重功名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卖官鬻爵的盛行。《水浒传》所说“世情看冷暖,人面逐高低”,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。唐代王镣《感事》诗所称:“今日朱门者,曾恨朱门深。”尽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门,而一旦有机会也要拼命跻身于朱门之列。特别是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的社会现实,更使买官者有了强烈的欲望和动力。

  卖官鬻爵造成了吏治的腐败

  卖官鬻爵的盛行造成了吏治的腐败。历史证明,凡是买官卖官猖獗之时,就是朝政腐败、政治最黑暗的时期。大量买官者充斥官场,必然会产生一批贪官、赃官、庸官、糊涂官、酒肉官,以及一大批尸位素餐者。而且,买官者一旦履任,大都要搜刮百姓,巧取豪夺,搞得民不聊生。

  卖官鬻爵的盛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。严嵩以贿放官时,沈炼即指出:“贿赂彰,风俗坏。”古语云:“上邪下难正,众枉不可矫。”买官卖官的盛行,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“有钱买得鬼推磨,无钱却教人顶缸。”最为可悲的是,在这种社会风气下,众人对丑恶现象表现出的麻木,正如明末清初人计六奇所言:“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!”

  卖官鬻爵自出现之日起,就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视和批判。崔烈在得意于买到司徒之位时,却遭到儿子崔钧的抨击,认为他令“天下失望”,崔烈不解,崔钧明确告之:“论者嫌其铜臭!”《后汉书》记录了此言,成为对买官者的经典批判之语,一直为后世所引用。清代的陆陇其专门上疏批判卖官鬻爵之弊:一是使名节大坏,失国家养廉之意,买官之人,“不能发愤自励,则其志趋卑陋甘于污下”;二是买官之人越多,百姓受害愈深,故多一买官之人,“即多一害民之人”。严嵩倒台时,三法司定其罪状,第一项就是私下卖官,称:“爵赏,国家之名器,乃敢鬻之以敛货于己。”其实,买官卖官是犯罪行为,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人人皆知的,它只能是私下的肮脏交易。

  以史为鉴,我们应该严防“铜臭”在官场的蔓延,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买官卖官所带来的恶劣影响,从体制上加以限制、根除,切不可“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”!

  历史上七大“著名”贪官

  ★梁冀(?—159),东汉外戚,顺帝时任大将军,专断朝政近20年。聚敛财富,大肆搜刮,并向求官者收取贿赂。建私家林苑,方圆近千里。桓帝治其罪,被迫自杀。其家产没收变卖合30余万万,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之半。

  ★杨国忠(?—756),唐蒲州永乐(今山西永济)人,玄宗时任吏部尚书。因其妹杨贵妃有宠而权倾中外。结党营私,贿赂公行,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。安禄山以“讨国忠”为名发动叛乱,随玄宗奔蜀时,被士兵杀死。

  ★朱勔(10751126),北宋苏州(今属江苏)人。因献媚蔡京、童贯而得官。投徽宗所好,以承办“花石纲”为名,捞取钱财,以至家藏甚富,置田30万亩。凡谄事之人即得官,不附己者则罢去,时称“东南小朝廷”。钦宗继位,被罢官处死。

  ★王振(?—1449),明山西蔚州(今河北蔚县)人,永乐时入官为宦官。英宗时因受宠而擅权,成为明代宦官专权之始。大兴土木,广收贿赂,操纵官吏选拔、升迁。土木之变,策动英宗亲征,于土木堡兵败,为乱军所杀。

  ★严嵩(14801565),明江西分宜人,弘治年间进士,嘉靖时任内阁首辅。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,贪财纳贿,卖官鬻爵,结党营私,祸国殃民。后被弹劾罢官,抄其家所得金银、珍宝、字画,数以百万计。

  ★噶礼(?—1714),清满洲正红旗人,由荫生任吏部主事,后升任两江总督。搜刮民财,广收贿赂,在江南有贪婪之名。康熙五十一年,因江南科场案发,事涉受贿被革职。

  ★和珅(17501799),清满洲正红旗人,生员出身。因办事干练,深得乾隆皇帝信赖,倚为腹心,任军机大臣20多年。专擅弄权,控制官员升迁,大肆贪污。嘉庆四年(1799)定其20大罪状,赐死。查没金银、珍宝极多,时有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之谚。(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世愉提供)